南怀瑾老师大壮卦跟遁后，简直完美！(图)
大壮卦的卦辞是：利贞。
诸家对它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根据壮的最直观的意义来表述，比如程颐：
遯为违去之义，壮为进盛之义。遯者，阴长而阳遯也，大壮阳之壮盛也，衰则必盛消息相须，故既遯则必 壮，《大壮》所以次《遯》也。为卦震上乾下，乾刚而震动，以刚而动，大壮之义也。刚阳大也，阳长已过 中矣。
遯是遁的异体字，在《序卦传》里，大壮排在遁的后面，遁有退消之意，阴长阳消，故退到一定程度循环又来了。所以，大壮跟遁后大壮卦图片，简直完美！
但就像我们在临卦中说的，这样的理解，实在有些——怎么说呢……说重一点，不礼貌点，情绪一点，甚至可以说是“车轱辘话”。
这种阴阳消息的“门面”，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流行用语”。太极图的阴阳鱼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meme”，你逮住一个外国人，稍微对中国文化知道个皮毛的，大抵也能给你吹两句太极拳式的“推拿”。
所以，问题不是这种论点是错的，而是说，它以什么样的体验（而不是道理）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的这个卦象里？
让我们先看一下序卦传的原文：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 受之以《晋》。
可见，遁卦之前是恒卦，恒为“久居”，持续在一个状态里，按《易》的规律，变动是一定要来的，所以“退出”这个久居的状态就是“遁”。
如果“退出”一个状态，那么退出也不可能永无止境，所以大壮就是“纠正”退出的一个指征。
有句老话叫矫枉过正，如果遁为阴长，按照“贵未来”的思维，我们用“阳过”的大壮来纠正遁，似乎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假如大壮并不是“晋”，那就证明这个“阳过”看起来是“阳盛”，实际上“大壮难进”。
哎？这个时候导入《周易集解纂疏》在复卦里提到的，消息卦的乾坤两“配”，就有意思了：
阳出复历临，至泰反观，成剥入坤，为乾之消息六卦。……阴入姤历遁，至否反大壮，成夬盈乾，为坤之消息六卦。
消息卦虽然以阴阳消息的十二卦循环，来配十二月。可当我们来展示这阴阳消长的内在动力的时候，我们却并不能线性的把它画个圈，排列起来就完事。按照太极的原理，事物之间的消长中，必然还要能够纳入消长，才配得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阴阳鱼的格局。
所以，太极之意，在杭辛斋那里，必然与中栋同构：
《说文》：“极：栋也。”《易.大过》：“栋隆，本末弱也。”栋亦训极。“建中立极”，故极亦训中。栋从东从木，木生于东，得木之正，故以室中主干之巨木谓之栋。概上栋下宇，初创宫室之时构造皆甚简单，以巨木支柱正中而四周下垂，与今日营帐之制略同。故栋必在室之正中，与极字之训，义可以相通。
中栋是房子正中的主梁，这一主梁大抵是房子的最高点，对称的，砖瓦屋顶就随着这个主梁的“制高点”向四周下垂。我们看中国传统建筑，离不开这个感觉。
所以极除了有最高之意之外，更根本的就是“中正”。不中正，极就立不起来。
因此围绕这个极，一定要有“起伏”，才算得上是个“过程”。
所以不管是乾消息六卦，还是坤消息六卦，如果“极限”出现在“端”或者“末”都与太极的精神不符的。
因此，乾消息六卦，泰为“极”，处“中”，过泰，则必“落”，起在复、临、泰这个流程中已经走完了，“物极必反”在乾的消息中就要出现，因此泰、观、剥，最终入坤，才能与复，构成一个乾的“消息”。
同样的道理，否为坤的“极”，这里要注意，乾坤本身又是个“起伏”，所以假如乾为“起”，则坤为“落”。因此姤、遁、否，是坤的“落”，坤极反乾极，从否、到大壮、再到夬，最后入乾，这才是坤的“起”。
但还是要注意，用《老子》的话，这扯来扯去都是强说。
因为假如乾坤互“反”（返），坤所谓的“落”，是从乾的“视域”触发的，下沉难道对“坤”的属性来说不是“起”吗？
好家伙，这么一来，是否就知道概念所谓“相对”有多么有趣了；因为说到底，不管我们如何严谨的“定义”所谓概念，但凡要“理解”，就一定不能是确定—绝对，而只能是相对—权宜的。
好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方便（权宜）的消息卦的乾坤两配的方法，应该就能明确大壮是属于配坤的消息六卦的一环，那么遁要想“入极必反”，则肯定要经历大壮的环节。
在这个环节里，从动力上来看，矫枉过正，为了“反极”，则必然要阳大壮，可要是从现象来看，大壮依然是坤的消息卦的一环，阴方衰，但势恐怕仍大。
于是，现在来看看阳过而阴未衰的注疏，就会别有一番情趣了，比如船山先生的：
“大”谓阳也。“壮”者，极其盛之辞。阳道充实而向于动，志盈气盛而未得天位，则为强壮有余而未乘乎 时之象，故仅言其壮，若有勉之惜之之辞焉。
未得天位，也就是说五六爻仍然是阴爻。按照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前四阳爻，不过是地、人，“天”仍然在阴的手里。于是大壮的卦象里即便在气势上也不是阳的一马平川。实际上，在坤主消息的大背景下，大壮甚至有“伤”的意蕴：
《杂卦》云：“大壮则止。”《序卦》云：“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是亦训为止，故 与进对文。《太玄》拟为“格”。格，阻也， 亦止也。又拟为“夷”。夷，伤也。故马、虞皆训壮为伤。 吴先生曰：“伤则必止，二义相因。”
尚秉和在《周易尚氏学》的观点，在虞翻的卦动爻推里是这么诠释的：
首先，阳息泰为壮。因为四爻本位阴位，虞翻似乎认为因此阳失位，六五借机乘之。而在这里，三四五爻构成了兑，兑为毁折，故作伤。而大壮卦的势似乎支持四爻与五爻易位，故形成需卦，九五在正中，成利贞之象。
我们先不对虞翻的“变卦”做过多的阐述，只需关注大壮与毁伤的关系。
显然义理上来说，大壮的毁伤可以理解为“壮而违礼则凶”，也就是《周易注疏》礼的所谓的“盛极之时，好生骄溢”。所以，大壮的象才是：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止”。王夫之认为这个“止伤”的方式只能是“正大”：
“正大”，正其大也。此言人能正其大者，则可以见天地之情，而不为阴阳之变所惑也。
正在这里是动词，假如“壮”为大，却很可能伤己，那么纠正大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大壮卦里止伤的根本方法。
王夫之让人佩服的地方就在于，一般的注疏，大多从戒骄溢的角度来解释何为“非礼弗履”。甚至尚秉和这样我很佩服的大家，都在“止”意上一再强调“物壮则老”的道理。但似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如果《序卦传》让大壮为遁之后，为晋之前，那么大壮就必须承担起“矫枉过正”的形象。坤为本的消息卦上，遁后有否，是极阴，从极阴入“反”，没有十足的“阳过之伤”怎么来做这件事？
所以大壮说非礼弗履，这个礼，这个要“正”大之礼，是不是反而是大壮的深意呢？
如果本着这个可能性，那么王夫之下来的话，就更是铿锵了：
天地之化，阴有时而乘权，阳有时而退听。而生者，天地之 仁也；杀者，物之量穷而自槁也。大体者，天地 之灵也；小体者，物欲之交也。君子者，受命而以佑小人者也；小人者，违命以干君子者也。人惟不先立乎 其大者，以奋兴而有为，则玩生杀之机，以食色为性，以一治一乱为数之自然，则阴干阳，欲戕理，浊溷清，而天地之情晦蒙而不著。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正其生理以止杀，正其大体以治小体，正 君子之位以远小人，则二气缊不已，以阳动阴，生万物而正其性者，深体其至大至刚不容已之仁，而灼见之 矣。故大壮之壮， 惟其利贞，而二阴据上，不足为之累也。
“奋兴而有为，玩生杀之机”这几乎就是物竞天择的本性，我们说弱肉强食何尝不是“以食色为（本）性”把这一切上升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何尝又不是把“一治一乱”定义为“数之自然”？
生命中那种以死亡为基准的“进化”，何尝不是坤之否极？而大壮想要以“生理以止杀”，怎么可能不“过”，怎么可能不“伤”？
毕竟大壮想要“纠正以大”的事，可是被世人命名为“自然”啊……。
所以仅仅从“徒逞血气之勇，不足以成事”的老庄思想出发，是否可能只是解了大壮的“术”面，却忽略了“道”的“反复”呢？因为即便从“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的道家气质延伸，“自然而然”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敢”大壮卦图片，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不敢”？
大壮的这个“伤”，从头到尾恐怕都是这个“不敢不为生民立命”所必然的觉悟吧？
所以《彖》做了这样一个总结：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情动为“过”，生情为“伤”。人情如此，何况天地呼？
上面的见解只是一说，难免臆测。
但如果依此观点去合议诸家解说，再对以卦辞，有趣的见解就跃然纸上了。
首先，大壮初九的卦辞是这样的：
壮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壮于趾不管是从本爻为初爻，故为趾，还是从应爻四爻为震，而震为趾象触发，其征凶之意，却是以无应于的角度出发的。但有孚却对征凶似乎做出了一个矛盾的陈述，为此各家都绞尽了脑汁想要“调和”这个现象。
比如尚秉和就认为“有”是“不宜有”的意思：
有，《说文》“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日月有食之’”是也。依《说文》，“有孚”者，谓不宜于有 也，即不孚也。正与象辞“孚穷”之义合也。
说老实话，这个解释对我来说实在有些牵强，相比较之下，程颐的就看起来有条理了很多：
凶”。“有孚”，“孚”，信也，谓以壮往则得“凶”可必也。
有孚成了“强调语气”，强调征凶是必然的这么个感觉。可象里的“其孚穷也”，却并没有用来强化“征凶”，而是对仗与“壮于趾”，而壮于趾引起的“孚穷”，就让有孚成了多义性的概念了。
显然，只在“义理”上玩儿文字游戏，就不能提供我们足够开阔的视域了。
在这里，我们不防再回到综本错的方法上来。
大壮的综卦为遁，初六为“遁尾，历，勿用有攸往”。“不可征”的意思却是存在，以至于象为“不往何灾也”。因此说征凶不为过，但勿用却有攸往，其气质倒与“征凶有孚”颇为相合。
同时，错卦观，初六为“小人无咎君子吝”，在观卦里，君子吝的根本原因是小人童观，独行道小，对于小人尚可，君子来说，心怀天下，难免狭滞。拿它来合大壮的“征凶有孚”，则“勿用”在小人道的事实，但有孚却是君子之心，上虽不应四，但“观国之光”的志向，却是难以丢弃的。
而有孚，就在这里合上了。
如果用这样的可能性，去看虞翻的“变”，它内在的精妙就显示了出来：
我们在前面就说过，虞翻认为大壮从“阳息泰”而来。因此初征凶出自大壮根本的“伤”——四爻。很显然三阳为泰，四阳为大壮，阳之过，出自四爻也：
卦体《乾》下《震》上，《乾》刚在下， 以《震》阳在上，乘健而动，动而愈刚，壮往之势，进而不止，既壮又大，是四阳之过也，故卦曰《大壮》。
因此四爻之必进，在卦辞上也十分清晰：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综错在四爻亦都是上进之象。于是虞翻让九四与六五“易位”就变得合理了。同样六五的“丧羊于易”就出自这次“易位”之后兑羊的“毁折”：
九四在“丧羊于易”之后，初九便与六四有了应于，这就是“有孚”的原因。
而孚其穷的“穷”则出自于一至四爻互挂为“乾”，四爻为乾之“极”，一应四，故曰“孚其穷”。
征凶是“现象”，而有孚是“趋势”。
所以大壮卦的“用”，往往需要正视其必然带来的“悔吝”，而要想在这样的悔吝中还能“大壮利贞”，在征凶的觉悟中还能“有孚”——也就是有信仰，几乎是一切的根本。
从初九的征凶有孚，经过九二的“守中（极）”，踟蹰不前在九三的“羝羊触藩”，最后才能到九四的“藩决不羸”，甚至最后到六五的“丧羊于易”也要无悔，这一切的根本就是为了“阳进天位”——以正大也。
于是天地之"情”，怎么可能不在这样“有孚”的勇猛精进中——可见呢？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用尚秉和的话就是：
易辞本为占辞，故其语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惟其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故能随所感而曲中肆应不穷。
所谓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其实就是“会意”的精髓。
而会意，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它大抵是必须要依赖与“隐喻—通感”的。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样的诗词，依赖于所谓严格的词语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强烈的情感会贯穿两个在“客观存在”的角度上来说完全不可约化的事物，并促使它们为彼此提供了“语义”上最丰富的担保。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把“愁”和“春水东流”做出强制关联，愁和春水的语义都会变得单薄，甚至——不存在。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文学艺术之中，它其实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基底。不管是数学还是逻辑，没有任何一个公式、一组数据、一个定理可以不依赖于“隐喻—通感”的存在，因为假如我们希望其不仅是一个“
逻辑形态”，而且是一个有着丰满“意义”的语义形态，那么单一的对象就无法为自身提供解释。
任何一个“解释”都需要不可约化的其他领域的对象来进行“类比”才能存在。
而类比的现象就是“隐喻—通感”。
我们必须明白，隐喻—通感无法提供“精确描述”。实际上正是因为“精确描述”无法提供语义，才需要隐喻—通感的存在。所以任何的隐喻—通感——也就是语义——都是处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我们在临卦中不停的强调概念是一个无底洞的原因就在这里。
而一旦我们能够接受“可解与不可解”的气质，那么我们对《易》中的所谓“矛盾”就会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拿大壮来说，我在前面一再强调了壮的“毁伤”几乎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根本。
从征凶有孚出发，要想藩决不羸，“伤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都必须作为“有孚”的出发点。
但这种视角却并不是要与"大壮为止”这样的传统注疏产生矛盾。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不可避免只是一个实践的“工具”，而不是实践的法则。
什么意思？
让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
假如我们认可了大壮卦中有不可避免的“毁伤”，那么作为一个真正“有孚”的人，我们下一步最根本就是弄清楚，什么样的“毁伤”才是不可避免的？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去自杀，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的让不可为的事，即便不成功，也要产生最大的效用。
那么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大壮格局，以及在这个格局上诸家的注解，就又变得和我们的理解可以协同运作了。
从初九到九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征凶却要有孚的全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初九点题，九二解题。
虞翻认为九二阳在因为 南怀瑾老师大壮卦跟遁后，简直完美！(图)，失位，归正也就是说变阴才是贞吉。
变阴之后，卦成丰，明而大动。
综卦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象是“固志”，错过是“窥观 南怀瑾老师大壮卦跟遁后，简直完美！(图)，利女贞”。
诸位是否体验到了这里面的通感？贞吉，九二归正变阴，是明而动的“固志”，所以贞吉为女（阴）贞，虽“丑”（局限），却是“利”。
所以即便从义理的谦逊纠刚之躁动的角度入手，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仍然是为了能够达到六五丧羊于易，却能无悔服务。
创伤可以打垮一个人，这是大壮的卦象想要避免的，创伤也可以洗炼一个人，这是大壮的隐喻想要传达的。
于是到九三君子罔也，是因为不可大事（综卦），却一定可以在小事（罔）中观我生进退（错卦），因为说到底，这个“阳入天位”的道，是大壮决不能回避的。
有了这样的磨砺，有了这样的趋势，才会出现九四的“贞吉，悔亡”，藩决不羸。
到了这一步，六五阳入天位的“丧羊于易，无悔”就变得顺利成章。
更有趣的，杨天才在他的《周易全注全译》里为这个无悔又做了一套颇为独特的诠释：
若“丧羊”以“无悔”，其原因必有一种，那就是“丧羊”而有所得，才能“无悔”，即失于此而得于彼，这种情况只能以交易之“易”来解释。……九三至六五互有兑卦。按《说卦》：“兑为羊”然六五失位而得羊，变而得正则六五以下失去兑象，兑象失则乾象成，“乾为马”，丧羊而得马，故曰“无悔”。
如果我们把大壮放在遁与晋之间，那么丧羊得马，何尝不是止遁入晋之象？
到此，我们再把上六的爻辞列出来：
上 六，羝羊触藩， 不能退， 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大壮卦图片，咎不长也。
怎么样？是不是一切豁然开朗？
羝羊触藩，这也是九三的象，九三君子用罔，不用壮，其实就是为了渡过“艰”——也就是说贞厉。
于是到了这里，那个大壮的“敢伤”，却又“止伤”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正大，是否就在这份丧羊无悔艰则吉的“天地之情“里，不可化约的共鸣了什么？
到这里，所谓大壮的“砥砺之行”，已经有了它的语义。
砥砺的本意就是“细腻的磨刀石”。这个语义本身就很有趣，磨刀之物，一定要有参差，没有那些粗粝的摩擦，何来“锋利”。可偏偏这粗粝却又是精于细腻为最好。两者相“通”，才可称砥砺。
类比到砥砺之行亦是如此。
求精进则必须“血性”。习武虽为“止戈”，却难免生杀予夺。可大壮律己（君子用罔）而不苛人（小人用壮），要把这生杀予夺，约束在君子自强不息的“正其生理以止杀”，这又需要怎样的审慎细腻和坚持不懈呢？
所以说到最后，大壮之难，在于“利贞”之纯粹。所谓“正大，天地之情可见矣”，除了用“非礼弗履”的砥砺之行去实践之外，还能怎么办呢？
参考大壮之伤有不可避免的“象”，其实在《焦氏易林》里已有表现，比如大壮本卦的词是这样的：左有噬熊，右有啮虎。前触铁矛，后踬强弩，无可抵者。摘自高岛嘉右卫门的《高岛易断》这方面的知识在逻辑学上有一个分支叫“模态逻辑”，而模态逻辑在语义学上有一个门类叫“可能世界语义学”。这方面的知识我在另一个专栏《认知自身的人类史》里有所涉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