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问题是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研读经典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第二个问题讨论近年出土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分四点，一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二是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三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四是和《周易》有直接关系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一、为什么要用考古的材料来研究《周易》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为十三经居首的一部经书。本文这个题目与我近些年来的努力方向和工作有关，那就是怎样用今天考古的资料来论证《周易》，特别是《周易》和孔子的关系。孔子和《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近几十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像传统记载那样，孔子与《周易》等六经有直接的关系，六经是自己形成的，有些经的形成甚至是很晚的。
究竟《周易》与孔子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孔子与传统文 化的关系。如果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世界文化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孔子之所以重要，究竟为什么？这也关系到，我们怎样去研究孔子？用哪些材料来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主要依据《论语》 出土文物问题是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但是否只有《论语》？传统的观点认为研究孔子主要是六经（或“五经”），六经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注释，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贡献。如果否定六经与孔子的这种关系，孔子的形象肯定完全改变。
今天讨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并不是想论证孔子多么多么伟大，是一个圣人。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孔子有他的时代，是他那个时代产生的人物。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就代表了孔子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我们对孔子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孔子那个时代文化、学术的认识的一个核心。特别是《周易》，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否定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就是否定了孔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如果确定孔子与《周易》确实有关系，那么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哲学是相当辉煌的，已经有像《周易》经传这样的哲学体系了。通过对《周易》与孔子、孔门弟子之间关系的论证，以及《周易》经传形成时代的分析，来探索孔子、七十子、七十子弟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水平，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大家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周易传文白话解系辞，有的学者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今天我们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怎样释古？仅仅靠古书是不行的，更要注重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考古材料分为考古遗物和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就是指竹简帛书。考古发现的文献保存了没有经过后人改动的古书原貌。利用出土文献中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周易》是古代经典里最难懂的，也是古代经典中注释最多的。吉林大学几位学者编了一部《周易辞典》，其中所收的《周易》著作的目录提要，要读一遍也得几个月吧，这其中还不包括古代有而现在已经佚失的。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所列易学书籍已经是洋洋大观。而且，不止中国的，还有日本的、韩国的、现代的、西方的等等。可是，所有这些著作，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研究《周易》所用的材料都用的是传世本。即使是传世本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早在汉代，《周易》已有今古文之别。因此，我们都希望在考古发现中找到更早的《周易》的本子，比传世本更有根据的本子，这在近三十年终于实现了。
二、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
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发现是在1973年。很多人记得马王堆一号墓女尸的发现，这具女尸是汉初长沙丞相夫人辛追，当时轰动一时。二号墓基本被盗空，大家关注的就是随后三号墓的发掘，当时都希望再发现一具古尸。结果，在对三号墓的发掘中，发现了漆盒中的帛书。后经故宫博物院的揭裱专家的技术处理，学者们发现里面竟有《周易》。这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公元前的《周易》本子。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是书写精良的两卷帛书，是汉文帝前期的抄本。这座墓的下葬年代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2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抄写的时间应比下葬时间要早，而《周易》又是马王堆帛书中抄写时间最晚的，因此我们说是汉文帝前期的本子。帛书《周易》有经有传，但与传世本是不大一样的，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它的经文和传文。
经文的卦序与传世本不同。传世本是乾、坤、屯、蒙……既济、未济，而帛书《周易》经文是始乾终益，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周易》本子。经过释读，发现其中有大量的通假字，这并不奇怪，但为什么卦序不同呢？很容易想到的是传世本是经过改编的，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是《周易》的原来的卦序。可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同一帛书《易传》中显示的卦序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是更古的 出土文物问题是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易传》的卦序不应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由古的卦序变成传世本卦序，帛书就不应该保留古的卦序。
我们的意见是，帛书经文的卦序是后来改编的，传世本卦序反而是更古的。一般来讲，先有比较乱的次序，而后才有比较有规律的次序，改编后的应是更合乎逻辑的。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根据当时发掘简报刊出的帛书前几卦的照片，便推出了六十四卦的卦序，和经文的卦序完全一致。因为，帛书经文的卦序的排列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它用的是“分宫法”，分八个宫，把六十四卦规则的排列起来，而传世本的卦序是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推导出来的。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个工作，迄今为止有两个最好的推导方法，一个是已故的沈有鼎先生的推法，另一个是山东大学李尚信先生的推法。虽然也能推导出来，但用的方法并不简单，而是很复杂。
关于分宫法，过去认为很晚才出现，实际马王堆帛书中就有了，这证明至少在汉代前期已经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分宫理论。因为我们知道汉惠帝四年才废除“挟书律”，帛书《周易》的下葬是在汉文帝前期，那么，本子的形成和分宫法的出现可能更早，因为在“挟书律”废除以后的时间太短，在“挟书律”实行期间更是不可能的。这种分宫的方法是和今本《说卦》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相呼应的，所以我们认为帛书《周易》经文卦序是按《说卦》把六十四卦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便是易学。由于其中体现了阴阳学说的思想，因而作这个卦序的人是一个易学家，他用阴阳思想重新组织、改造了原来的卦序。
下面再说传文。传文共六篇。大家知道传世本《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帛书《易传》不是这样，它的六篇包括《二三子问》、《系辞》、《衷》、《要》、《昭力》、《穆和》。
1、《二三子问》这篇记录的是孔子和学生的问答，内容都不见于传世本。
2、《系辞》文字虽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上和今本相同，但只包括今本《系辞》上和《系辞》下的一部分。其中的“子曰”部分应是孔子的话，也可能有弟子的发挥。这是《易传》中最有哲学深度的一部分。
3、《衷》主要包括今本《系辞》下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系辞》中所没有的。
4、《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之在席，行之在橐”，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相符，证实了孔子和《周易》的密切关系。
5、《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和穆和等很多人向“子”问《易》。在这两篇中，“子”有时又称先生。从人名和事迹来看，这里的“子”不是孔子，应是传《易》的经师。显然，越向前排列的越和孔子接近，到后面变成了传《易》的经师，因而这六篇是按内容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
说帛书《系辞》比今本《系辞》早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今本《系辞》中是整段的，有的在帛书本中被割裂为两段，甚至一句被割裂为两句，文句不通。这一点很简单的解释是，秦火之后，编订的学者得到的《系辞》已经散乱，重新编排时没有联接好，把一些简编错，因而今本《系辞》实际更早。另外，今本《系辞》有一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在帛书本中没有，我认为很可能是当时脱失了。
总之，编订马王堆帛书的易学家在当时不仅搜集、流传了《易经》，也流传了一些与《易经》有关的传文。今天流传的《周易》是齐田何所传的本子，《易传》里有“十翼”。现在我们见到的帛书中楚国《易传》，与今本相比，不只是文字本身不同，而且思想、学术不同，因为南方的本子不仅经文分宫，而且还有几个地方有数术，如讲“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完全用数术，当时南方有数术是不希奇的。《史记》记载了由孔子到汉代田何的传《易》系统，实际上，在楚国还有另一个系统，这就是帛书本所体现的。
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
1977年在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了汉代竹简《周易》。一号墓是汝阴侯夏侯竈的墓。夏侯竈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竈的卒年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5年，即公元前165年。这个时间和马王堆墓葬的下葬时间只差了三年，可以说几乎同时。这座墓在古代曾经有过塌方，竹简在竹笥里，因而被压扁了，像压缩饼干，拿出来放水里，像黑乎乎的树皮。送到北京，经保护整理，发现里面有《仓颉篇》、《诗经》和《周易》。
下面介绍一下双古堆简里面的《周易》。开始报道说，有300多个字的简片，包括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可以看到有完整的卦画卦辞的有九片，有完整的爻辞的有六十多片。经过长时间的整理，全部材料已经发表。原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最近出版了《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包括了全部《周易》残简、照片、摹本、释文，简片有752号，内容比较多。这个《周易》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关系怎样？它与马王堆的帛书本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它只有《周易》经文，且每简一条。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卦序，但没有理由认为与帛书经文卦序一样。它有一个特点，在卦爻辞之后，是卜事之辞。这些卜事之辞可与西汉中期褚少孙所补《史记·龟策列传》中龟卜之辞比较，而《龟策列传》的内容是抄录当时太卜占卜的占辞。卜事之辞每卦都有，因而可以肯定应该有六十四条卜事之辞。例如：《同人》卦，爻辞“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卜事之辞说：“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又如《大过》爻辞“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卜事之辞说：“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当然，占卜不只是卜病、战斗、有罪，还可以卜贵贱、贫富、君子小人等。我们可以看出，卜事之辞给出的判断是与卦爻辞有关系的，如：《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告”在出土文献中作“吉”，应该是“吉”。卜事之辞说：“有求者，得，不喜；罪人，不吉。”为什么呢？这是从卦辞里来的。你初筮本来是吉的，结果你老麻烦神，神说不吉啦！可见判断和卦辞本身是直接联系的。再如《否》卦爻辞“六二：苞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卜事之辞说：“以卜大人不吉，小人吉。”这等于是照抄《否》卦爻辞。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两部《周易》周易传文白话解系辞，一部在《六艺略》，一部在《数术略》。阜阳简的这种《周易》不属易学，这种卜筮也是很浅显的。所谓易学是从一种哲学高度，从阴阳学说分析卦象，得出哲学的认识、人生的道理，所以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孔子跟他弟子强调研习《周易》不是为占卜，而是为了其中的哲学道理，是哲学学术研究。像上面谈到的是否就是《周易》的原貌呢？不是，阜阳简的《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退化了，从其中的职官来分析，不会早过战国晚期。从易象研究《周易》，研究其中的哲学道理，至少从春秋就开始了，《左传》、《国语》里很多例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易学已经开始萌芽。
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上海博物馆1994年由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总的说来，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300—前278年之间。竹简中有《周易》，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周易》最早的本子，但也是只有经文，没有传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简本《周易》各卦都有彩色的符号，这种符号的用途不完全清楚，但经学者研究，如果依照传世本卦序，符号的分布便得到合理的解释，这证明简本的卦序就是传世本一样的卦序。有兴趣的，请看《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二辑姜广辉先生的《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的意义》一文。
这个简本在校勘上有很大意义。其间确有比传世本以及马王堆帛书等本优胜的地方。比如帛书本有一些错误，与简本比照，就可知道致误的原因。例如《大畜》九五，今传本“豶豕之牙”，首字简本作“芬”，是音近通假，帛书本作“哭”，过去无法理解，现在知道是“芬”的形讹。
简本还证明帛书本有些地方胜于今传本，如《随》上六，简本“从乃[左田右上崔下商去亠和两点]之”，帛书本第三字作“[上灌去氵下商去亠和两点]”，只是把上半字写错，而今传本作“维”，估计是字的残脱。
但是有些地方，简本不如帛书本，如《颐》初九今传本“观我朵颐”，“朵”字帛书本从“手”“短”声，古音对转，合于情理，简本作“敚[左上山下元右攵]”，就不对了。“敚[左上山下元右攵]”其实是错字，应从“耑”声才对。简本的错字还有不少，如《讼》九二“三百户”，简本竟把“百”错为“四”字。另外，若干地方还不如今传本。
这些表明，不管是上博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双古堆汉简本，都是《周易》一书传流过程中的链环，但它们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关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简本、帛书本和今传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五、湖北省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大家知道，古有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汉代还有人见过《连山》、《归藏》。东汉桓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云：“《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可是《汉书·艺文志》对此未载。后代虽有著录，但皆被疑为伪书。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收有辑本。
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易占竹简。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的秦墓。这批竹简经过学者的研究整理，被认为是《归藏》。
对照这个竹简本《归藏》和《周易》、辑本《归藏》，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年代和它与《周易》的关系。一种情况是，卦画相同，但卦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例子还是不少的。比如，《周易》的《谦》卦，《归藏作“陵”，“谦”与“陵”不管音与义都是没有关系的；《周易》的《家人》卦，《归藏》作“散”，“家人”与“散”也是没有关系的。可见《归藏》有些卦名是和《周易》不一样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有的卦名虽不一样，但是它们还是有关系的，比如《坎》卦，《归藏》作“劳”。辑本“劳”写作“荦”，“荦”是“劳”的假借。“坎”和“劳”字本身好象是没有关系，但《说卦》中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坎”就是“劳”。现在我们看到，《归藏》“坎”就叫“劳”。为什么呢？《说卦》有解释：“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这个解释完全是从《周易》来解释的，不是从《归藏》解释的。所以《归藏》把“坎”做“劳”，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今天见到的《归藏》不仅晚于《周易》，而且是从《周易》来的，是从易学来的，是从《说卦》来的。这绝对不是《说卦》抄《归藏》，因为如果《说卦》抄《归藏》，一定按《归藏》上讲，而《归藏》有一个特点，坤卦是首卦。因而，《归藏》是从《周易》而且是从《易传》来的，出现还是比较晚的。《归藏》的时代性可以从此看出来。还有一种，《归藏》的卦名是从《周易》联想来的。《鼎》卦，《归藏》做“鼒”。“鼒”是小鼎，这是连类而及。
第二种是文字形体不同，但还是同一个字。比如，《坤》，在《归藏》作“[叟下又变为大]”，其实这还是“坤”字，汉碑里有此写法。从大，申声。又如《周易》的《明夷》卦，辑本《归藏》做“明[外尸内二]”，“[外尸内二]”是“夷”字古文。
第三种就是通假字。《周易》的《需》，《归藏》作“溽”，《剥》作“僕”。有 的通假不太容易想到。比如，《蛊》卦，《归藏》作“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蛊”在《后汉书》里通作“冶”，“夜”与“冶”又是相通的。特别是在汉代，常用通假字。又比如，夬，《归藏》作“罽[去厂，刂变为匕]”，其实是“罽”。在古音中都是见母月部，是同音字。
还有的就是增字。《家人》卦，在出土的《归藏》中是“散”，在辑本中是“散家人”。还有《小畜》、《大畜》，在辑本里，作“小毒畜”、“大毒畜”，多了一个字。我猜想，这可能是传抄的原因。“散”就是“家人”，当时注：“散，家人。”后来抄在一块了。“毒”、“畜”通假，“小畜”就是“小毒”，当时是“大毒”、“小毒”，后来加了一个“畜”字。《恒》卦，《归藏》简作“恒我”，“我”是衍字，大概是联想来的，因为还有一处出现，就是“恒娥”，“恒”就是“常”，“恒我”就是“嫦娥”。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讲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错字。比如，《豫》卦，马王堆帛书《周易》写作“余”，这是一个假借字。王家台简写作“介”，这个比较奇怪，辑本作“分”。这是由“余”错为“介”，“介”又错为“分”。又比如《睽》卦，王家台简作“[左目右瞿]”，辑本作“瞿”。古文字里“睽”写作“[上两个目下癸]）”，由此错为“[左目右瞿]”，由“[左目右瞿]”错为“瞿”。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想，不过从这些推想，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很有用处。《周易》的《中孚》卦，简文作“中绝”。实际上，“孚”的古文和“绝”字所从的“色”非常相似，以致讹误。
简本《归藏》有700多片，多有卦画、卦名、爻辞、卜例、故事。通过其中的卜例可以研究《归藏》的时代。这些卜例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历史人物。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简本和辑本的《归藏》涉及的人物有女娲、黄帝、蚩尤、丰隆、舜、鲧、夏后启、羿、嫦娥、河伯、桀、殷王、伊小臣、周武王、穆天子、赤乌（见于《穆天子传》）、宋君、平公等。这里面的人都是有名气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涉及到了宋君和平公。历史上有名的平公有两个，一个是宋平公（前575—前532）、一个是晋平公（前557—前532）。不管是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也就是春秋晚期的人物，可见这种《归藏》是不会早的。有人认为是商朝的《归藏》，这怎么可能呢？从它和易学有关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比较晚的作品，不可能太早。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历史上确乎有“三易”。可是《连山》、《归藏》大概都已佚失了。究竟是否夏有《连山》，殷有《归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有这种说法。今天我们发现了《归藏》周易传文白话解系辞，但这种《归藏》仅系占卜之书，而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汉志》未收它。它是比较晚出的，在易学上没有太大的价值。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马王堆帛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帛书《要》篇里面说，孔子与占卜的“史巫”是同途殊归。孔子建立的易学的传统，是我们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占卜的材料虽然和研究《周易》的本子有关系，但和易学没有多少关系，必须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