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畜牧业发展畜牧养殖业却难有优势(图)
江海环抱，山川竞秀，经济发达，人文璀璨。作为国土面积最小的几个省份之一，浙江省千好万好，发展畜牧养殖业却难有优势可言：第一，空间有限；第二，玉米等饲用原料对外依存度高；第三，利润微薄、市场波动，缺乏投资动力，“猪周期”等令养殖户伤不起。
然而，恰恰就是一般看来难有作为的浙江畜牧业，却率先走上规模化、生态化的发展道路。2011年生猪、家禽和奶牛的规模养殖水平分别达到82%、91％和96%，规模化养殖的主体地位保证了畜产品的稳定供给。生猪省内自给率达80%。
畜牧业之不可忽视，源于“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责任状”，源于畜产品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源于投资者与养殖户的利益诉求。
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宣传部长葛慧君说，在“三化同步”发展中，加快农业现代化是关键。而畜牧业作为农业主导产业，在大农业中占据较大份额，在产业融合发展中起着纽带作用。
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最终目的，是要确保有效供给、确保质量安全，消除养殖环节和消费环节的风险。2009年，浙江省提出构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并开始试点建设，以规模养殖场为基本单元，推进饲料生产、畜禽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等融合，打造以合作化为主要特征的全产业链。
2012年4月19日召开的浙江省新型畜牧产业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提出：浙江畜牧业有条件在大农业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现在到了构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完善畜牧产业链，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了。
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史济锡认为，“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畜牧业最有基础和优势，构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抓住了牛鼻子，其核心是培育新型主体，计划用5年时间，全力打造200个左右超大型合作社。”新型畜牧产业体系，重点是要构建以规模化养殖为基础、产业化经营为核心、产业主体股份合作为主要途径的产业体系，建立关联产业紧密链接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安全共保、生态共护”机制。
转型“双跨栏”，产业体系重构
从传统农业到效益农业、到高效生态农业，浙江塑造了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范本。
浙江畜牧业，也基本走过同样的路径。用2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由千家万户的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为主、由传统的规模养殖向生态规模养殖“两次大的转型”。
“在阵痛中突破，在突破中陷入困境，然后再突破。”“老畜牧”浙江省畜牧局局长张火法，把记者带入浙江畜牧业20年的起起伏伏，一同梳理现代畜牧业的三个发展阶段。
上世纪90年代，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席卷全国，农民大量进城，城市对畜产品的需求急剧膨胀，散养户大量退出规模养殖，无法弥补真空的矛盾一下子尖锐起来。
寸土寸金、经济发达的浙江，矛盾更加突出。研究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上时，消费结构将逐步从以粮食为主的温饱型消费，向以肉蛋奶为主要特征的享受型消费转变，尤其是农村消费增长较快，大量从省外调入畜产品也不现实。“吃肉难”成为第一波阵痛。
规模养殖由此快速推进，养殖大户、养猪第一村、养殖专业乡镇等相继冒出。随后，工商资本大量进入畜牧业，仅2002年，投资畜牧业超1000万元的企业超过50多家。
规模化的发展减轻了保供给的压力，但是，人畜争地的矛盾却如影随形，凸显了出来。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发达地区，人畜争地矛盾开始激化。规模养殖引起的面源污染，使得养殖场老板们被当成“过街老鼠”。因为过度承受了生态环境的压力，浙江畜牧业再现危机，一些得利之后的养殖场老板们，准备胜利大逃亡。
“坐在粪堆上点钞票的日子，的确乐不起来，更何况当初从工商业进入畜牧业，除了追求效益，还希望收获一份受人尊重的事业。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那几年，梦想与现实实在太遥远。”金华市级生态养殖场的顺旺养殖场老板葛义胜，坐在桃花源般的养殖场里，述说当年的困惑。
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成为头等大事，必须向生态养殖“转型”。
2003年，浙江全省实施优势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进而提出畜牧业“东进西扩”战略。
2004年，浙江省农业厅召开全省现代畜牧业暨农村能源生态建设现场会，在全国首次明确提出推进生态化养殖，推广种养结合等生态循环技术和发展模式。
2005年后，浙江省政府相继启动为期3年的“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以及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在内的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
2008年，浙江省政府召开首次全省生态畜牧业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农牧结合生态畜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而这一年，浙江省生猪养殖规模化78.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0%。
多年的持续推进，净化了养殖环境，浙江畜牧业规模化、生态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2007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畜产品安全事件，全省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99.9%，为满足居民绿色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应该说，经历两次“跨栏”后该“稍事休息”了，然而，浙江畜牧业的前行脚步没有片刻停顿。
史济锡分析认为，畜牧业发展面临着经营主体竞争能力弱、资源环境压力大、疫病和市场风险多等新的矛盾和困难，客观上需要对经营主体及运行机制进行改造，进一步健全产业体系，打造产业链，以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现代畜牧业健康发展。
此外，市场大起大落的行情并未缓解，中国畜牧业的信任危机难以消除，政府尚未从“救火队身份”回归到常态化有序管理的角色。
针对基层的踊跃探索，经过一系列深层次的思考，再三调研论证，浙江省汇集众多专家学者及畜牧系统广大干部群众智慧，提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建设的新理念和构想。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构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促进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建成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畜牧专业合作社200家左右，扶持和培育年产值亿元以上的生猪、兔、家禽等种畜禽核心企业3~5家，培育年产饲料50万吨以上的核心饲料企业集团3~5家和全国知名畜禽屠宰加工企业2~3家，规模养殖场畜禽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7%以上，基本建成新型畜牧产业体系。
其实，早在1998年制定的《浙江省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规划》，已经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分三步走”的目标。要求树立大畜牧、大产业、大发展的观念，积极制定并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突出“三个统筹”，即统筹省内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统筹省内与省外区域的协调发展，统筹畜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可以说，浙江畜牧业一直运行在既定的轨道上。
规模上壮大，养殖企业抱团
2009年12月，新型畜牧产业体系的第一个试点——浙江义乌丰和生猪专业合作社成立。作为第一个新型畜牧联合体，“丰和”由8家规模猪场一起参股，注册资金1000万，生猪饲养规模达20万头。以规模场法人参股、专业化分工、公司化经营等为特征，与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社有了天壤之别。
联合后的“丰和”统一配送饲料、统一加工、统一销售。在合作社内，社员还能通过合作社担保，方便地得到金融贷款。两年过后，合作社注册资金扩大到1246万元，社员发展到27个，合作社的生猪存栏和出栏量占到了义乌市的50%以上。
合作社社员、顺旺养殖场老板葛义胜告诉记者：“农牧结合生态养殖让我收获了财富，过上了体面的田园生活；而参股‘丰和’之后畜牧专业合作社起名，种苗有保障、饲料有保障、市场有保障，最后，养猪的利润有保障，我要做的，就只剩下养好猪了。”
丰和生猪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朱和周介绍说，合作社壮大以后，在资金筹措、饲料采购、产品销售等方面好处多多。2011年统一采购饲料达1.2万多吨，降低成本200万元；一些大的猪场受益10万元以上。生猪销售由猪场向合作社预报计划，由合作社所属华统公司设在各城市的分销点包销，以市场定价为准；一旦出现卖难，则由合作社出面整合信息、寻找出路、分解风险。“丰和”的宗旨就是实现“和舟共济，共创丰年。”
众所周知，畜牧业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往往投入较大，动辄就是上千万元，对于普通的养殖场，这种投入无疑是天方夜谭。但如果没有充足的投入，设施建设、标准化建设、品牌建设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规模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实现了规模化，才可能设施化、标准化、品牌化。就此而言，联合重组不仅催生了新型畜牧联合体，而且由于形成了新的规模，带动了现代化指标的全面提升，可谓畜牧业现代化的“破门之举”。
“丰和”的成功，在浙江畜牧业内产生了强烈共鸣。到2011年底，像“丰和”这样的合作社，在浙江如雨后春笋般，一下子冒出了34个。与传统农户组建的合作社相比，这类合作社成员以中大规模养殖场为主，注册资金多在1000万元以上，具有较强的对外投资和自身获利能力，有助于合作社的壮大发展。
嘉兴市嘉联生猪专业合作社是浙江省首家跨区域生猪专业合作社，由海盐县的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桐乡市的浙江华腾牧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为主要发起人，与嘉兴市域内的70名生猪养殖大户共同组建。
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推进畜禽规模养殖，鼓励采取养殖权流转进养殖小区等方式，促进散养向规模养殖转型；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兴办畜禽养殖场，加快对现有中小型养殖场的改建扩建；积极支持规模养殖场联合建立畜牧专业合作社，合作投资农业相关产业；引导畜牧专业合作社增资扩股、跨区域重组，打造一批大社强社。去年，浙江省出栏生猪500头以上的养殖场户，仅占总养殖场户的0.9%，而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一半以上。
浙江因势利导，决定在“十二五”期间，通过联合重组，建成全产业链的新型畜牧专业合作社200家左右，实现畜牧大产业产值2000亿以上，猪肉等主要食用畜产品自给率稳定在80%左右。
畜牧大县龙游县的畜牧局局长林海虎说，“十二五”期间将建成4个大型合作社，会员达到100~150个，力争生猪出栏量占70%以上。
环节上求全，产业链条紧扣
畜牧业生产从千家万户逐步向规模化养殖转变后，畜禽养殖、饲料等投入品经营和畜产品加工营销三环节的脱节依然突出。
由于传统养殖环节不参与饲料等投入品经营，也不负责畜产品加工营销，使广大养殖业主难以享受到产前、产后的增值利润。饲料等投入品经营环节，往往更多关注投入品的市场经济效益，相对忽视投入品的安全性，使养殖环节生产的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源头隐患。畜产品加工营销环节，由于游离于投入品经营和养殖环节以外，没有标准化、生态化的养殖过程控制，即使花更多的精力创建品牌、开拓市场，也难以大幅度提升畜产品附加值。这三个环节的脱节，容易形成各个环节间的相互挤压，导致养殖粗放、加工低级、效益低下，最终抑制整个畜牧产业素质的提升。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兴泉认为，畜牧产业问题不断，其中很重要的症结在于饲料、养殖、加工“三足鼎立”，相互脱节，由于三者主体利益分割、相互挤压，埋下了安全、质量、生态、市场等种种风险隐患。
欧美发达国家对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但整个产业发展平稳。究其原因，主要是产业链之间深度融合。看上去饲料、养殖、加工各个环节分属不同企业，但其实大家相互参股，利益高度一致。
那么，如何将相关主体的利益融为一体，在产业链上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呢，浙江的做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连横”，即在规模养殖场之间进行股份制合作，进一步壮大养殖环节的规模和实力；第二步是“合纵”，也就是依靠连横形成的规模和实力畜牧专业合作社起名，向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快速延伸，涉及饲料、种畜禽、屠宰加工、产品销售、有机肥加工、金融服务等，最后打造出利益紧密连接的新型畜牧联合体。其中“连横”是基础，“合纵”是目的。
“八戒”是绍兴市一家生猪合作社，注册资金2000万元，共有40个社员，其中一家饲料企业，一家肉制品加工企业，其余是存栏1万头、母猪500头以上规模的养殖场。
“八戒”理事长葛云明说，原来大家各怀苦衷：搞饲料生产的，采购原料时没有规模优势，加工好后要雇一批人到处跑营销，卖出去后还面临着回款风险；搞养殖的，既担心饲料供应价格高，又担心屠宰收购价格低，一旦市场有所波动，影响最严重的必定是养殖环节；搞屠宰加工的，面临生猪来源复杂、质量难以把控的风险。
联合重组之后，各种隐忧迎刃而解。因为打通了产业链，风险和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大家再也无需担忧价格的高低、质量的好坏、利益的多少，只要各就各位，做好份内的工作，该得的利益一分都不会少。特别是合作社做大蛋糕，进入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之后，社员还可以攫取更高的收益。
目前，在工商领域内盛行的联合重组，已被浙江畜牧行业的老板们运用得炉火纯青，形成了依托屠宰加工主体与养殖大户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义乌丰和、萧山农法模式畜牧专业合作社起名，依托规模化养殖主体联合的龙游龙珠、金东和丰模式，依托饲料生产主体推行安全高质低成本散装饲料配送的国茂、科盛模式，依托服务主体开展沼液利用等公益性和市场化服务的宁波长泰模式等等。
规模养猪场联合组建新型合作组织后，规模猪场只管养猪，其他工作均由自己参股的专业服务组织承担，真正实现了“快乐养猪”，享受到因中间环节减少带来的比较好的利润。据测算，单单实行散装饲料配送一项，每出栏一头商品猪可多获利润80元左右。
体上融合，利益链条紧咬
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畜牧业没有蒙牛、伊利，也没有新希望、双汇这样的大企业。因此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浙江畜牧业离现代化的目标十分遥远。
就在许多省份目光向外，纷纷抛出橄榄枝，期望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畜牧业的大型加工企业时，浙江则坚决地将目光投向内部，希望通过制度创新，通过畜牧业内部股份化的联合与重组，完成新型畜牧业主体的培育。
浙江认为，在本土养殖企业还普遍比较弱小的时候，盲目引进大型加工企业，很难保证养殖环节的利益。而在整个畜牧产业链中，养殖环节不仅风险大、利润低，而且处在前端，影响着整个产业链的运行。因此，必须立足浙江，目光向内，通过自身联合重组，做大做强，才能让浙江畜牧业“挺得直腰杆”。
2009年底，浙江选择10个规模养殖场试点，开展产业内不同主体间的联合重组。让养殖环节以出资参股形式，向产前、产后加工环节渗透融合；或合作创办加工主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产业主体，其核心是利益重构。
“龙珠”的发展壮大，很好地诠释了联合重组在畜牧业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龙游县龙珠畜牧专业合作社由50家规模养殖场组成，注册资金1380万元，由每个成员根据养殖规模出资，年出栏生猪40多万头。成立之初，“龙珠”首先申请设立了贷款担保基金，放大比例为1∶10，也即可担保贷款一个亿。而后合作社又与相关专业企业和机构合作设立了饲料配送中心（饲料加工厂）、兽医诊断及防治中心、种猪场及供精中心、肉制品加工中心、生猪排泄物收集处理中心，对内提供全方位服务，对外实施扩张。
合作社还建立供精中心实行统一人工授精，公猪数量减少4/5，年可节省公猪饲养成本228万元；通过股份合作使养殖户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享受前、后端产业利润，有效减少了市场大幅波动对养殖业的冲击，保证了社员养猪积极性。
“龙珠”以合作社成员浙江兴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投资4200万元，承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及沼气发电工程，统一收集社员生猪排泄物，集中处理。该发电厂年可处理36万头生猪排泄物，2011年8月已并网发电，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又是一次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利益再分配。
这样做，彻底改变了大企业与农户之间靠“订单”连结的简单方式，变松散的、简单的买卖关系，为紧密的、实质性的利益关系。
“龙珠”的社员越聚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上下游产业链越来越完善，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拒绝各地畜牧业大佬抛来的“橄榄枝”，可以独立规划自己的未来。
今年初，“龙珠”和浙江大学合作，在杭州注册成立了新公司，专门负责合作社的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而且，今后每年将新投1000万元，助推发展。4月份，龙珠合作社在杭州开设了10个专门店销售“九号牧场”品牌鲜肉，实现自立标准、自创品牌。
目前，浙江有这样性质类似的新型合作主体72个，涉及生猪、家禽、奶牛、羊、种畜禽、防疫和动物疫病诊疗服务等。
“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模式，多种主体相互参股与融合的经营方式，体现了生产经营主体上的“合”，符合了畜牧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尤其让养殖户的地位和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
机制上创新，风险责任分明
长期以来，市场波动和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困扰着畜牧业发展。以至于生产者提心吊胆，消费者草木皆兵，监管者如履薄冰。
浙江省的创新实践，就是要通过新型联合体各主体之间的利益重构，规模养殖场成了屠宰加工企业、饲料生产企业的“股东”，最终以利益的拧紧形成了产业链内的自我监管。这种市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所实施的自律，是真正长效的、可持续的监管。
这种利益联结模式是“合作制管理＋公司制经营”制度的有机融合，既发挥了合作社公司化经营优势，又避免了公司制下的资本一股独大、单股独权。把龙头企业与农户买卖关系重构为紧密的股份合作关系，较好解决了龙头企业与养殖户间地位不平等，实现生产资料与资本的紧密挂钩、生产与决策高度统一和社员权利义务的相互一致，真正建立起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安全共保、生态共护”的机制。
联合重组的核心在于利益重构。在股权结构的设置上，合作社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并非随心所欲，想进就进，更非大小通吃，多少不论。通常情况下，只有达到以一定规模，养殖场才有资格入社；入社后的股份则严格按照能繁母猪的数量确定，能繁母猪数量大的，出资就多，占股比例就高；饲料或屠宰加工企业如需加入，则按照对方的规模和合作社自身的需要，在既联合又不失去合作社主导权的前提下，由社员共同讨论决定其占股比例。
“股权结构设置必须确保两条原则，一是公平公正，这是由合作社性质所决定的；二是保护养殖环节利益，这是由养殖业的弱质性决定的，”张火法告诉记者。
要让大家心甘情愿走到一起，关键在于联合重组能否产生“1+1>2”的效果。记者了解到浙江畜牧业发展畜牧养殖业却难有优势(图)，“连横”可以让规模养殖场在金融贷款、疫病防控、市场信息、品牌营销等方面得到统一便利的服务，有效地避免“小而全”带来的不经济行为；“合纵”则可以通过“连横”形成的规模优势，向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延伸，做大蛋糕，分享新的利益。
成立于2008年浙江和丰禽业专业合作社，由7家社员和一家饲料企业共同参股组建，2011年销售额达到2亿元，占金华当地市场的90%份额。理事长施金仙回忆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浙江畜牧业发展畜牧养殖业却难有优势(图)，既为当时的狼狈而刻骨铭心，也为危中有机而兴奋，就是那一次金融危机，市场鸡的售价触底，而生产资料成本急剧上涨，那些一直处于恶性竞争的小合作社领头人开始反省，相互拆台低价竞争的路子已走到头了，必须走抱团联合的发展道路。
义乌丰和生猪专业合作社的扩容就很能说明问题。2011年，义乌丰和生猪专业合作社在成功运行一年后扩大规模，原本打算增加19个社员，却一下子报上来50多家。合作社在招聘广告中明确指出，非市级以上无公害规模场不得入社，有不良行为习惯的法人不得入社，有产品安全不良记录的不得入社，和周边村庄不和谐的不得入社。
全新的组织体系，利益重构下创新的经营机制，势必对主体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也势必对新型联合体的“领头羊”提出更高要求。绍兴市畜牧局局长吕钢进告诉记者，八戒生猪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筹备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年，不仅因为它的规模大，资源跨区域整合难度大，更重要的是，先要推举出德才兼备且有实力、有头脑的带头人，“葛云明这样的人真的很难找。”
养猪出身的葛云明，现在是集农工商企业为一体的集团公司老总，除了拥有“绍兴市市长奖”这一涉农企业家光环，还是一个跑了76个国家的中国新型农民，一个农民慈善家。作为主发起人，为了让更多的社员能加入合作社，他自觉减持了股份，把“瘦八戒”这个品牌无偿让合作社使用一年半。
注册资金2000万元，固定资产16亿元，领头人和股东们心往一处使，这一切，让八戒合作社成为绍兴企业界的明星。“我现在对合作社尽早上市也满怀信心。”葛云明对记者说。
绍兴有葛云明，衢州有赵春根，金华有朱和周、施金仙……
他们要么是长期从事畜牧业的企业家，要么是从相关行业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发挥余热的前官员，不管怎样，一个理事长后面，就是一个新型的合作社，一个在区域畜牧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新型合作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