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赢在哲学思维——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二字！

中国赢在哲学思维！

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社会的变动、 “ 上帝” 观念的淡化，首先发展起来、 用作解释自然界与社会现象的发生、 发展与变化的原因、 根据的， 是阴阳、 五行说。 故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 必先对阴阳、 五行说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一、 阴阳阴阳二字的起源很古老，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说文解字》 释“ 阴” 为“ 水之南山之北” 之意， 释“ 阳” 为“ 高明” 之意。 也就是说， 从字源学的角度而言， “ 阴” 是阴暗或太阳照不到的意思， 又引申指背日或山北水南之地；“ 阳” 是阳光四射或光明的意思， 又引申指向日或山南水北之地。阴阳二字连出， 最早见于《尚书· 周书· 周官》 与《诗经· 大雅· 公刘》， 前者有“ 论道经邦， 燮理阴阳” 之语， 后者有“ 相其阴阳” 之句， 其他如《易经》 只见一阳字 （《中孚》 九二爻辞： “ 鸡鹤在阴， 其子和之。”） 。 但是阴阳二字在这里只具备原初的意义， 而没有任何超出字面的深刻含义。真正使阴阳二字的意义发生质变的是西周太史伯阳父。周幽王二年（公元前７８０ 年） ， 西周三川均发生地震， 伯阳父解释说：“ 周将亡矣。 天地之气， 不失其序， 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阳伏而不能出， 阴迫而不能丞， 于是有地震。 今三川实震， 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 阳失而在阴， 川源必塞， 源塞， 国必亡。” 这里， 伯阳父已不是在具体的、 个别事物的层面谈论阴阳， 而是用它们泛指自然界两种性质相反相成的物质力量。 阴与阳在这里已是两种充满天地间的气， 这两种气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 即“ 阳出” 而“ 阴迫” ， 而其运动又具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乱其秩序、 反其规律， 阳处阴之所而不能出， 那么就会发生地震， 并导致国亡。 显然， 阴阳在这里已经获得用以广泛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普遍意义。 这是对殷周以来长期统治思想文化领域的“ 天命” 观的重大突破， 开辟了以自然力量解释自然现象的道路， 加快了“ 天人相分” 的进程， 另方面， 它将社会人事也纳进这种解释系统之中， 同时又成了往后“ 阴阳灾异” 说的肇端。到春秋时代， 阴阳范畴逐渐被人们向各个方面引申， 大大扩展了它的涵盖能力， 也大大提高了它的抽象性。

例如， 范蠡将阴阳范畴引进战争之中， 用阴阳解释用兵之道， 得出了日月的盈虚往还与阴阳紧密相联、 攻用阳道而守用阴道、 刚用阳道而柔用阴道等具体结论； 又如， 医和将阴阳引入医学之中， 以阳代表热而阴代表寒， 得出了“ 阴淫寒疾， 阳淫热疾， 风淫末疾” 的判断， 首开以阴阳学说创建中医学的先河；再如， 计倪将阴阳引进发展生产、 治理国家的构想中， 称“ 审金木水火， 别阴阳之明， 用此不患无功” ， 墨子将阴阳引进对春夏秋冬四时的解释， 明确说“ 四时也， 则曰阴阳” 等等。 这些， 都为阴阳思想的进一步普遍化、 抽象化、 形上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此后， 老子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 抽象出了“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的哲学命题。 梁启超在前引文中说：“ 阴阳二字意义之剧变， 盖自老子始。” 这个论断是很确当的。在老子这里， 阴阳概念完全超越了具体性和实体性等等含义，纯粹作为“ 道” 所产生的万事万物的两种属性被规定下来。 老子将万物的阴阳两种属性纳入“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的宇宙生成论模式， 同时又使阴阳理论第一次获得了本源论依据， 从而走向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道路。老子虽然为阴阳学说建立了本源论依据， 但并没有进行全面的理论展开， 这一任务是由《易传》 来完成的。 《易传》是对《易经》 的卦爻辞的解说， 成书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它吸取老子上述思想， 以阴阳学说为中心将宇宙万物纳入了一个变动不居而又和谐一致的整体之中。 本来， 构筑《易经》 系统的基本符号“ —” 与“ － － ” 作何种解释， 在《易经》 中找不到明确的依据。《易传》 借用当时流行的阴阳思想将“ —” 解释成“ 阳” ， 将“ － － ” 解释成“ 阴” ， 并进而重新解释了《易经》 的整个系统：“ 《易》 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周易阴阳五行原理， 吉凶生大业。” 这里的“ 太极” 可作出不同理解， 但是， “ 两仪” 却有确定的含义指阴阳和阴阳凝成的天地， 以及天地包涵的乾坤刚柔两种属性。

《易传》 认为， 由太极而阴阳， 由阴阳而有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由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而确定人事吉凶， 由人事吉凶产生人间社会之各类事业； 由太极、 阴阳产生的万事万物都分别具有阴阳两种属性， 因此， 它们的性质要由阴阳来解释， 它们的发展必须遵守阴阳之道； 而因为它们只能从阴阳获得规定和说明， 故它们又都可以按其属性归入阴阳。 这样，阴阳就成了上接本源、 下生万物的枢纽， 成了整个宇宙生成系统的核心。至此， 阴阳学说终于成了中国哲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 往后， 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合流， 构成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基础。二、 五行关于五行的起源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 称《周易》 的八卦 （图） 、 《尚书》 的《洪范》 （书） 分别是黄河里的神马和洛水中的神龟带到人间来造福人类的， 即“ 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 。 显然，这个传说只是一种神话。那么中国赢在哲学思维——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二字！， 五行究竟起源于何时呢？ 这个问题比阴阳的起源问题还要复杂。《尚书· 甘誓》 中第一次出现了“ 五行” 字样，其中说： “ 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 但是， 这里没有具体说明五行的内容， 一般认为不足以作为说明五行起源的依据。 据考古材料的证明与有关专家的研究， 五行起源于古代祖先长期治水的实践， 而《尚书· 洪范》 则第一次将这一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 把与人的物质生活紧密相联的五种物质归纳为治国的第一大法。 我们认为这种判断是可信的， 故《尚书· 洪范》 应当成为我们探讨五行思想的起点。据称， 《尚书· 洪范》 是殷末重臣箕子在回答周武王之问时， 有感于殷之灭亡而向武王献出的一个治国之方， 该文开篇便说：“ 惟十有三祀， 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 呜呼！箕子， 惟天阴骘下民， 相协厥居， 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 ‘ 我闻在昔， 鲧湮洪水， 汩陈其五行， 帝乃震怒， 不畀洪范九畴， 彝伦攸攸， 鲧则殛死。

禹乃嗣兴， 天乃锡洪范九畴， 彝伦攸叙。 初一， 曰五行；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 水曰润下， 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从革， 土爰稼穑。 润下作咸， 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 从革作辛， 稼穑作甘。 ……’ ”翻 译成白话文， 就是： “ 十三年， 武王造访箕子。 武王说：‘ 哎！ 箕子， 上天暗中保佑下界人民， 帮助他们获得安定的生活。 这治国安民的常道的次序， 我不知道是怎样安排的。’ 箕子回答说：‘ 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 搅乱了五行， 上帝于是发怒， 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 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 鲧被诛以后， 禹继承了他， 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 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 第一， 是五行， ……所谓五行， 一是水， 二是火， 三是木， 四是金， 五是土。 水向下渗透， 火向上燃烧， 木可以弯曲伸直， 金可以熔铸变化，土可以生产百谷。 润下的水味咸， 炎上的火味苦， 可以弯曲伸直的木味酸， 可以熔铸的金味辛， 可以生产百谷的土味甘。……’ ” 诚然， 我们现在已无法断定这是否就是如《尚书》 所言是武王与箕子的问答之词， 但是， 这里所述的确反映了商周时代人们对于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五种物质的认识。 当然， 人们此时对水、 火、 木、 金、 土五行的认识是相当粗浅的， 只触及到了它们的性质或功用， 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 它们与万物的关系等等， 均未涉及。 诚如梁启超所言， “ 此不过将物质区为五类， 言其功用及性质” ， 丝毫没有哲学的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五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 西周末年， 作过周幽王太史的史伯 （有人说即是前述发展阴阳学说的伯阳父） 称：“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土与金、 木、 水、 火杂， 以成百物。” 这段文字简明易懂， 它对原始五行作了如下几方面的发展： 第一， 原始五行思想未涉及到世界的起源问题， 而史伯在这里则明确指出， 是以土与金、 木、 水、 火四种物质相结合才产生了百物。 很明显， 这里的五行已不仅仅是五种具体的民生之材， 而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性的物质元素了。

第二， 原始五行思想没有涉及五行之间的关系问题， 而史伯在这里则明确地说， “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 也就是说， 万事万物是异质元素相互配合而产生的， 而不是同质的东西的简单相加。这就深入到五行的内部， 开始对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把握了。 第三， 原始五行思想中五行的排列顺序以水为先， 是先民以治水为主的实践活动的反映； 而史伯这里将土列为五行之首， 应该是平水后以农立国的写照。五行说在春秋时已扩展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占星家们在长期的星相占卜活动中， 就利用当时已流行的五行思想，发展出了“ 五行相胜” 的理论。 春秋末， 大占星家史墨就曾将赵简子的一个梦作了这样的解释： 六年后的１１ 月庚午之日， 吴国会大败楚军， 并将攻下楚国的首都。 但是， 吴国最终不能战胜楚国， 楚国必将中兴， 原因是楚国在南方属火， 而吴国却在庚午金日攻楚， “ 火克金， 故弗克” 。 又，哀公９ 年周易阴阳五行原理，晋国赵鞅向史墨等占卜用兵于何国好时， 史墨又回答说：“ 水胜火， 代姜则可。” 这里， 史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五行相克的完整系统， 但是， 显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思想。 这种思想为往后邹衍“ 五德终始” 学说作了准备， 也成了五行灾异说的滥觞。五行相胜的思想出现后， 很快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但是，这种五行思想是一种机械的、 宿命的思想， 故又立即遭到一些思想家的批评。 孙子根据战争中的各种情况没有定位、 变幻莫测的现实， 提出了“ 五行无常胜， 四时无常位” 的思想；墨子后学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也总结出了“ 五行毋常胜， 说在宜” 的结论， 《墨子· 经说下》 更对之进行解释说： “ 火铄金， 火多也； 金靡炭， 金多也。” 五行无常胜的思想， 表明人们对五行的认识已超越了单纯对它们的性质进行规定和区分的水平，而进一步深入到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量的把握周易阴阳五行原理， 并推动了“ 五行相胜” 说向“ 五行相生” 说的发展。“ 五行相生” 思想在《管子》 一书中已经出现。 《管子·五行》 篇将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 并将五个七十二日的政令吉凶分别属之于五行， 就构成了完整的五行相生系统。

邹衍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个著名的阴阳家， 是先秦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 据班固说， 邹衍著《邹衍》 ４９ 篇、 《邹子终始》 ５６ 篇。 据此， 邹衍当对五行相生、 相胜等问题进行过极为周密和全面的研究。 可惜， 这些著作全都亡佚了， 我们今天只能从其他文献所保留的有限的资料来了解他的思想。《文选》 说“ 邹子有《终始》、 《五德》， 从所不胜： 土德后木德继之， 金德次之， 火德次之， 水德次之” 。 《文选》 此说诚然忽略了邹衍的“ 五行相生” 思想。 后世之人根据这一论断说邹衍只讲“ 五行相胜” 而不讲“ 五行相生” ， 这是不对的。 但是， 邹衍在当时名显诸侯的主要不是其“ 五行相生” 说，而是其“ 五行相胜” 说， 这也是不错的。 所谓“ 五行相胜” ，即是“ 木克土、 金克木、 火克金、 水克火、 土克水” 之间两两转而相克， 并将朝代的更替也纳入该系统之中的理论， 这在他的如下一段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凡帝王之将兴也， 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 天先见大螾大蝼。 黄帝曰： ‘ 土气胜！’ 土气胜， 故其色尚黄， 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 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顾颉刚认为应读为“ 天先见木， 草秋冬不杀”） 。 禹曰： ‘ 木气胜！’ 木气胜， 故其色尚青，其事财木。 及汤之时， 天先见会， 刃生于水。 汤曰：‘ 金气胜！’ 金气胜， 故其色尚白， 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 天先见火， 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 文王曰：‘ 火气胜！’ 火气胜， 故其色尚赤， 其事则火。” 这里， 邹衍比史墨、 《管子》 等五行学说都前进了一大步， 因为： 第一， 史墨等星相占卜学家言五行相胜， 但并没有将五行相胜理论发展成一完备的理论系统， 而邹衍却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 《管子》 以四时政令比附五行， 没有超出一国具体事务的范围， 而邹衍却以“ 先验小物” 而后“ 推而大之” 的方法， 将五行与五气、 五方、 五色、 五事、 五帝等的配合和王朝的兴衰更替联系起来， 形成了一种唯心的循环史观； 第三， 邹衍以黄帝代表土德、 夏禹代表木德、 成汤代表金德、 文王代表火德之说， 充分适应了战国末年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使当时的人们 （也包括秦始皇） 认为一个新朝代代周而起确实是历史的必然。

阴阳、 五行学说在先秦时期产生、 发展的情况大致如上所述。 根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文献， 不能断定这两种学说在先秦已走向合流。 尽管司马迁说邹衍“ 深观阴阳消息” 、 “ 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 ， 但是， 由于邹衍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阴阳学说的论述， 我们据此也不足以断定他是把此前并行发展的阴阳说与五行说首次结合起来并加以创造性发挥的思想家。阴阳与五行真正结合成宇宙生成论 （宇宙本源论） 的理论模型， 是秦汉时代的事情。在先秦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思想，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屈指一数， 洋洋大观者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就体现在政治方面。 邹衍的“ 五行相胜” 说一出， 立即被“ （秦） 始皇采而用之” 。 秦始皇称帝后， 一切均按“ 五行相胜” 的体系来实行： 因为秦代周而起， 周为火德， 秦就为水德； 水德主运， 无论是正朔（一年的起始之月） 、 服色（衣服的颜色） 、 度数（度量标准） 、音律 （音乐的韵律） 、 政术 （政治法术） ，还是其他的举止行为中国赢在哲学思维——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二字！， 都必须依此而定。 秦始皇甚至将黄河也改成了“ 德水” 。此后， 凡是一个朝代继另一个朝代而起， 都必按“ 五行相胜” 说“ 改下朔， 易服色” ； 凡是一个朝代内以父传子的帝王变迁， 也都按“ 五行相生” 说行政事。 中国历代君王在发布诏令等等时所用的“ 奉天承运” 之“ 运” 字， 就是“ 五德主运” 之“ 运” 。其次， 阴阳五行学说中既包含了事物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思想， 又包含了阴阳定位、 五行单向生克的思想， 这两种思想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最终定型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前者与儒家的家国一体观和道家的变化发展观结合在一起， 铸在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整体性、 系统性、 辩证性等特征， 后者与儒家的“ 三纲五常” 等观念逐渐融合， 最终铸成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凝固性、 保守性、 消极性等特征。

也就是说， 阴阳、 五行帮助铸成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 一方面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永远不变的、 统一的整体， 另一方面又在这个整体之中谈论局部的变化。 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哲学、 天文学、 地理学、 医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起到了“ 规范” 的作用。 例如， 汉儒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规范下， 构筑了中国哲学中的第一个系统的哲学理论—— 宇宙本源论 （宇宙生成论） ， 又如， 天文学里的浑天说与盖天说都是从原始占星家的阴阳理论中直接发展起来的； 再如， 指导中医的一整套理论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思想； 而民间久盛不衰的算命术、风水学， 则是阴阳五行灾异理论的普及和推广。 所有这些学说， 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