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及其以前的传统
一、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及其以前的传统
据《周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时候，自然也无所谓选择葬地，更没有死者可以荫庇生者的说法。“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系辞下》），自然也就有了葬地。但是据历史上的有关考察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直到秦汉时代之前，人们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没有因为吉凶祸福而选择葬地的事，也没有葬地可以关系生者吉凶祸福的思想。
关于选择葬地的第一例记载，当是《孝经·丧亲章》：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据后世的注解，这里说的“宅”，指的就是墓穴；“兆”，就是墓地的范围。不过这样的葬地选择，也只是为了死者的安宁，不是为了生者的祸福。而且“卜其宅兆”，和其他占卜事件一样，不过是每逢大事就要占卜的惯例，还未能成为一项独立的占卜项目。
《孝经》据说是孔子所传，曾参所记。然而据朱熹等学者考察，则此书更可能是后人编纂的。
因此，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时代的传统。
二、袁安为父选择葬地的事不可靠
两汉之际，有个叫袁安的人曾经做过宰相一级的官。据《后汉书·袁安传》说，他父亲死的时候，母亲曾要他选择葬地。他在路上碰见了三个书生，书生指着一个地方给他看，说，埋在这里，死者的后人就可以世代做高官。这三个书生说完就不见了，而袁家也果然世代都有高官。
那三个书生，显然是神祇。袁安是否果有此事，颇多疑问。假如两汉之际就有这样的方法，则一定会先用于皇家墓地的选择。然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坟墓，在黄河故道。后来的皇帝，也不见有为后代的隆盛而选择墓地的记载。
倒是东汉、三国之际，曹操、诸葛亮等都遗嘱薄葬，其葬地的选择也仅仅是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而且要“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的原因，也只是和东汉一样，沿用古制，便于功臣陪陵，葬地吉凶，完全没有提及。《后汉书》是南朝刘宋范晔所作，距东汉初已近五百年，当时《葬书》流行，很可能是后人为了宣传《葬书》的可信，又因为袁家世代都有高官，所以制造了这样的传言，被范氏采入本传。
三、唐代及其以前选择住宅和葬地的理论不是风水术
大约魏晋南北朝时代，为趋吉避凶的目的而选择住宅和葬地的事已经非常普遍。所以到唐代初年，唐太宗让吕才整理“葬书”和“宅经”，吕氏所见的“葬书”类书籍已经有一百二十种之多。其中“宅经”趋吉避凶的理论，基本上是由五行说派生出来的五姓五音说：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以宫室，盖取诸大壮”。迨于殷周之际，乃有卜宅之文，故《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宅”，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征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吕才《叙宅经》）
这就是说， “卜宅”之事，是商周之际才出现的，仅是为建都、建城选址而进行的占卜巫术。而且是大事须卜的常例，不是专为建筑选址而设，也与一般民居无关。至于将姓氏按宫商角徴羽五音分成五类来决定住宅吉凶建筑风水理论，大约出于唐代以前，汉代以后。据吕才说，这样的理论，是一本叫做《堪舆经》的书所提供的：
唯《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同上）
不过在吕才看来，黄帝时代不过只有姬、姜等数姓，后代姓氏才开始增多，许多不同的姓氏都是某一姓所派生而来，难以按五音分类：
非宫商角徴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吕才《叙宅经》）
四、堪舆术也不是风水术
其中所提到的堪舆术，首次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据褚少孙为《史记·日者列传》所补写的内容，则堪舆乃是当时诸种占术之一。《汉书·艺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巻”，被放入“五行家”一栏，也被认为是诸多占卜术之一。
《 汉书·艺文志》有形法六家，其中之一是“《宮宅地形》二十卷”，其他是相人、相畜的相术。在《汉书》的作者看来，这种相地术和相人术都是凭外表形象决定吉凶的巫术，所以把它们放在了一起，并加以说明道：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这说明汉代就有了求其“吉凶”而创立的选择住宅的专门巫术，依王充《论衡》，这种巫术的基本理论是：
（图宅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论衡·诘术篇》）
其理论基础，和《汉书·艺文志》所说“律有长短，各征其声”大体一致。王充还提到，依据这种“图宅术”，则“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即姓为商声的人家，住宅门不能朝南；姓为徵声的人家，住宅门不宜向北。这样的一套巫术，似乎与堪舆术无关。
北魏时，有殷绍向朝廷献《四序堪舆表》，“专说天地阴阳之本”，其具体内容是：
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说阴阳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里，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魏书》卷91）
这里所说堪舆术，似乎也与住宅或葬地选址无关。
大约由于《堪舆经》也讲按五音给姓氏分类的理论建筑风水理论，使堪舆术和卜宅吉凶的巫术联系起来，后代也就往往把卜宅吉凶的巫术，也包括占葬地吉凶的巫术，也叫做“堪舆术”。但是堪舆术也不是风水术，因为它的基本理论与风水术相差甚远。
五、风水术是宋代才出现的、专为葬地吉凶而出现的巫术
据吕才所说，当时的葬书，一是要选择埋葬“年月便利”，二是要选择“墓田逺近”，并且和“宅经”一样，是依“五姓便利”。在吕才看来，这不过是“巫者利其货贿”。大约这种宅经、葬书理论遭到了吕才的批判，不时兴了，所以到了宋代，出现了风水术。
风水术的根据，在署名郭璞的《葬书》。其中说道：
葬者，乘生气也。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
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建筑风水理论，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丘垄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乗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经曰，外气横形，内气止生。盖言此也。
郭璞像（图片来源 ：）
这是风水术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部分，乃是“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其理论基础，是汉代形成的“天人感应”说。作者据此认为，葬地的气可以入于死者的骨中：“反气入骨”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及其以前的传统，然后由于“气感而应”的结果，荫庇和保佑他的后人。
要看某地是否有这样的气，不是看该地是否依山傍水，背风向阳，风水术说的不是这样的、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水，而是那能否吹散入于死者骨骼的荫庇后人的吉气的风，是能否止住入于死者骨骼荫庇后人的吉气的水。要背这样的风，傍这样的水，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背山面水之类的地形，而是要能够成为青龙、白虎之类形状的地形：
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葬书》）
此外还有所谓仰刀、卧剑，覆舟、横几，燕巢、灰囊等等形状，其优劣好坏，就看它是不是能够聚得“吉气”。
《葬书》署名“郭璞”，据《四库提要》考证，则此书出于宋代。而我们在唐及其以前的文献中，也的确没有发现与选择葬地吉凶有关的“风水”概念。因此，《四库提要》的考证是可靠的。
六、风水术“全无义理”
风水术刚刚出世，就遭到当时思想家张载、程颐的批评，认为这种说法“全无义理”。
从宋代开始，反对葬地决定吉凶、反对风水术的人们，有著名的儒者司马光，南宋则有真德秀，明代的开国儒臣宋濂以及他的弟子方孝孺，明朝中叶的王廷相以及清初的儒者徐乾学等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及其以前的传统，都曾著文，明确反对风水术。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巫术，不合圣人的教导。风水术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不入主流的边缘巫术文化。
到了清代，起初在顺治皇帝的“圣训”中，曾批判风水说的诞妄。康熙皇帝的“圣训”，还认为相信风水的只是“内地愚人”。乾隆时代的“圣训”“上谕”，才正式承认了风水术，影响所及，直到近代。
七、环境科学与风水无关
住宅要选择合适的地址，不仅是初期人类就知道的常识，也是动物就有的本能。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选择的标准也在变化罢了。农村现在可能还讲究背风向阳，但依山傍水就未必讲究。至于城市，现在则挑选市区、市郊，上班远近等等。这样的环境选择，与风水术无关，而署名“郭璞”的《葬书》中的风水术，也与这样的选址无关。把环境的选择说成是风水术，误国误民，不过是现代的“巫者利其货贿”而已。
葬地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址，以便死者安宁，生者安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要求。其选择的标准，也不断变化。这样的选择，也与风水术无关。风水术对葬地的选择，不是这样的目的。
结论：风水术是宋代才兴起的、以“气感而应，鬼福及人”为特定内涵的巫术，不是一般的选择住宅和葬地吉凶的巫术，更与建筑方面的环境科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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